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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菲 ( 攝影師 )
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常將眼光放在社會上比較弱勢的人，例如過馬路搖搖晃晃的老人、無親的孤單老兵、華西街裡的遊民和小姐……，當時的我能感受到生活環境中有某種不足、某種不平等，我會因此覺得悲傷，並且以為悲傷是生命的本質。那時還不知道的是，幾年後青春期的我，因為自己的同志認同與社會主流價值起了衝突。那是八○年代的台灣社會，對同志叫囂投以不正常、變態的標籤。我悲觀地以為自己成了那些無依靠的人，獨自摸索、犯錯受傷。於是我安靜於自己的生活，習慣隱藏自己。
是的，我感受過歧視。在台灣這個社會，我花了三十年，終於能公開自己的性向。小學六年級，我暗戀班上氣質出眾的女孩，時常騎著單車去她家樓下，只為了看到她出現在陽台，可能我出現的次數太頻繁，有天她叫她媽媽出來看我，隔著一層樓的高度，我依然看得出她們嫌惡的眼神，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可能有問題。」
大學畢業後踏出校園，我和女友依然是彼此生活裡的影子。即使我們相愛，但當時的我沒有天真或者自信的以為我們可以改變命運。去接她下班，我只能在她公司的兩條街外等；她不在我的公司以女友身分出現，我也只是她的室友。朋友聚會攜伴參加或談論自己的感情狀態時，我多半選擇沉默，不加入談話。我的生活，切割成幾塊，我的靈魂也同時被切放在不同的社交圈。如果可以選擇，我希望能和朋友分享我的感情生活，然後舉辦婚禮，接受親友的祝福、接受婚姻生活的考驗。但我還是沒有出櫃，繼續安靜的生活，努力工作，因為外面的世界不安全。
二十幾歲，我到美國旅行，舊金山街道上，男男、女女在陽光下接吻擁抱，掛在自家門前的彩虹旗張揚著，讓我在異鄉為自己心靈的蒼白而痛哭，原來，同樣的我，在另一個環境裡，可以自在展現自我，可以自由生活。書架上泛黃的邱妙津《蒙馬特遺書》，兩次閱讀在書上留下了痕跡，分別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四和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也留下了見證的刻度――那一年，世界還不接受我們。
我時常想起我的朋友們，想起過去感到絕望的日子。我十六歲在台北一家生意火熱的T bar 「TOP GUN」打工，那是一間在林森北路地下室，需要熟人帶去、按電鈴報上姓名才能進入的老T吧。我在那裡得到友誼與自我認同，卻看見許多比我年長的女同志們年少即被父母趕出家門、斷絕關係，遭受女朋友家庭裡男性親屬的威脅，被家人遺棄後在社會的邊緣生活著，他們被錯誤地對待多到難以想像，一個T朋友，因為感情事件在二十六歲的年紀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ㄧ直希望能為沒活到這個時代的朋友以及無法說出自己故事的人們，說我們的故事。除了希望能讓大家看見女同志的多樣性，也希望藉由不同年齡層的朋友，透過生命故事的述說，可以讓大家從同志世代脈絡的橫切面，看見不同時代的同志曾經遭遇的困難，真實的理解她們。
當我聽著受訪者各自的故事，也常常認知到自己的無知。例如，我聽到同哥有個T媽媽時，一開始覺得有這樣的母親真酷，有什麼戀愛的困擾都可以問媽媽。採訪後才發現，在過去，作為一個女同志即使是T 都必須與男性結婚生子，這是必然且沒有選擇的命運。而同哥與同媽曾經有過的情感隔閡也是因為母親的T身份。
或者，當你看到這些人面對挑戰、歧視與不平等時，如何克服恐懼，甚至突破種種困難生養小孩，也許你會對自身生命多了一些想像――原來我們也可以這樣。記得在拍攝採訪的過程中，我跟一個旅居英國的朋友談到這本書，談到我遇見的許多拉子朋友的生命故事，以及她們出櫃的過程，結果當天半夜這位朋友傳簡訊給我，謝謝我的故事，她因此有了勇氣，當晚帶著她女友一起向父母出櫃，父母接受了她們，全家抱在一起哭。我不是鼓勵大家一古腦出櫃（當然社會上各種櫃子同時存在），只是有時候事情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困難。就算困難，總有些什麼能在這個過程支撐我們，例如勇氣，例如友誼。
從我開始透過鏡頭思考與觀察這世界以來，我發現自己慢慢變得不善溝通、習慣隱藏。我以為是攝影師的訓練，其實也是因為同志身份讓我習慣在ㄧ旁觀察。但這個拍攝計畫，讓我必須強迫自己顛覆舊有習性，讓自己展開。首先，我把一向視為隱私的臉書動態都改成公開，希望可能的受訪者從臉書可以大概看出我的為人，在拍攝採訪時，也需要毫無保留將自己的故事和對方交流。
從一開始尋找合適受訪者，就充滿許多新體驗。我厚著臉皮到處詢問可能的受訪對象，寫了無數封被拒絕的信，甚至為了找到合適的受訪者，在路上辨識同志然後跟陌生人自我介紹。也因為此計畫需要徵得兩個人的同意，困難度又大增。同時，由於希望受訪者能涵蓋不同年齡層，我在尋找六十至七十歲的受訪者時，遭遇非常大的挫敗感――她們都拒絕了。有六十幾歲的朋友說，「我不能出面，雖然我父母已經不在，但我還有兄弟姊妹，我妹因為她女兒很中性，還說都是我的錯。」我聽了很心疼，因為她的一生，即使到了老年都無法擁有自主權。我發現櫃子還是很多。
當然意外狀況也不少。有的受訪者答應了之後反悔，所以要持續地找人；有拍攝前決定不舉辦婚禮（受訪者Da Ban的婚前恐懼症），我陪著她徹夜在東區的馬路邊聊天（所以她們現在幸福的婚後生活，我是不是可以沾光說有我的功勞）；有的是已經拍好了，卻跟我說，兩人大吵一架準備要分手，希望書裡不要放她們的故事……。看起來辛苦，但我也因此和我的受訪者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深入採訪、拍攝十七組受訪者，我的情感就像經歷了十七種人生，也像連續看了十七部電影，每次從電影院哭著笑著走出來，情緒還很飽滿又趕著進下一場電影。我很興奮也很疲憊，這段時間我的內心情緒起伏很大。此外，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是素人，要讓她們對我或被拍有一種信任與自在，是很大的挑戰。拍攝者與被攝者，在拍攝的同時會反射出對方在自己心裡的樣子，那是一種很有趣、很刺激的關係。我從她們得到信任，也從這過程中學習到開放自己，最終，還得到一場靈魂的淨化。
回想過程中遭遇了許多困難，但很幸運的，我有一位非常信任尊重作者的主編，兩位好夥伴――結識二十年的大學好友專業文字工作者夏凡玉，以及很棒的小說家陳又津――一起幫我完成了這本書。我非常感謝她們的協助與付出。還有身邊不斷給我鼓勵且無私幫助這個計畫的朋友。這中間經歷的挫折與壓力、可能導致的誤會，雖然有過沮喪，但我從沒有想放棄，支撐著我的除了意志力，就是後面那群我不認識，無法說出自己故事的千千萬萬的拉子朋友，那就是以前的我，以前的你。
我作為一個女性，一個女性攝影師，一個女同志，從小遭受過歧視，感受過許多惡意，但我的人生中，總有朋友給了一線光亮與溫柔的愛支撐我走出黑暗，於是我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在社會裡有用的人，努力讓自己愛著，選擇不用恨和埋怨的活著，這是我做這本書的初衷，用愛來說我們的故事。
邱妙津說：「重點是知道有一件什麼事是自己真正要去做的，人知道有一個人是自己真正要去愛的，人知道因為如此所以要活下去。」我希望你們看了書之後，也許可以思考「愛」是怎麼樣的一件事。也許，你比你想像中，更愛其他世界上與你不相干的人。
祝大家能自由著活，慈悲著愛。
---摘自《拉拉手，在一起：女同志影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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