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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灣持續落後的鄰國：南韓
 

南韓光州五一八民主化運動追慕塔（真促會）圖／衛城出版提供​

南韓跟臺灣的經濟發展模式、民主化軌跡、社會運動模式等都是社會科學中比較研究常見的題目。兩國同樣在八○年代末期被捲入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但民主化之後，南韓在處理威權遺緒上的積極與成果，卻讓臺灣難以望其項背。

南韓在一九八七年民主轉型以前，威權政府以打擊北韓共黨同路人為由，對異議分子進行殘酷的鎮壓，這是社會的禁忌議題，受害者及其家人則長年活在恐懼中。民主化以後，民間對歷史真相的追求與平反的壓力漸漸提高，南韓先後成立了十多個調查單位，以釐清過去的人權侵害事件，其中有好幾個已經符合真相委員會的標準。這方面的建樹，都集中在反對派出身的金大中與盧武鉉總統任內。

二○○○年十月，金大中成立了「查明可疑死亡真相委員會」，要調查在威權統治下，因不明原因而身亡的反對派領袖或民主運動分子。不過委員會的運作只能說是差強人意，由於缺乏傳喚證人出席的權力，且調查目標僅限於「可疑死亡案件」，而非要對威權統治進行整體性的調查與紀錄，受害者提倡的證人保護計畫、公聽會，乃至用特赦來換取某些案件的真相等建議都未被採納。但委員會仍然訪談了近萬名證人，調閱超過三萬份政府檔案，而在延長十八個月的運作後，終於交出多達六卷，總頁數逼近四千三百頁的調查報告，包括對這些可疑死亡案件的整體分析、政策建議以及八十五件個案的詳細報告。

但若論及更宏觀的歷史性檢視國家暴力的成因、模式及其影響，則是盧武鉉在二○○五年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任務。委員會下轄二百四十位職員，在二○一○年中交出總結報告後結束運作。委員會的調查範圍相當廣泛，除了一般常見的人權侵害案件調查外，委員會也曾針對全斗煥總統任內的箝制媒體舉動做出報告。這是南韓官方首次承認，全斗煥政府於一九八○年八月發動的強制合併媒體與大規模解雇，是為控制輿論而實施的非法行為。

根據委員會的調查，在全斗煥通過政變上臺後，將二十八家報社、二十九家廣播電臺、七家通訊社等六十四家媒體，強行整併為十四家報社、三家電臺、一家通訊社等十八家媒體，廢止一百七十二種定期刊物，解雇超過一千名新聞工作者。在戒嚴的非常狀況下，官方召集各家媒體負責人，強勢要求他們簽署放棄備忘錄，甚至還有武裝軍人，在現場施壓威脅。此外，超過上千名表面上看來是新聞協會與廣播協會自行提出的解雇名單，實際上是由政府所指定。委員會建議：「國家應承認曾利用職權，妨礙言論自由，並向受害者致歉。同時，回復受害者名譽，並採取適當措施彌補他們的損失。」可惜尚未得到南韓政府的正面回應。
 

全斗煥。圖／衛城出版提供

此外，自二○○七年開始，委員會主導了全國十三處集體墳場的開挖，挖掘出超過二千具遭到政府處決者的遺骸。在法醫鑑識科學的協助下，逐漸撥開曾經壟罩韓國社會的歷史迷霧。例如，軍方曾宣稱一九五○年二月在全羅南道佛甲山（불갑，Bulgap）地區的屠殺案中，殲滅了超過一千名共黨游擊隊。但開挖當地墳場後，發現一百三十三具遺骸的姿勢均為屈膝、手被綁在背後。其中二十一具骨骸年紀在十六歲以下，周遭散布著髮簪、玩具，顯示這批罹難者僅是手無寸鐵的平民，而非軍方指稱的武裝勢力。
 

一九五○年二月佛甲山屠殺案，軍方曾宣稱殲滅了超過一千名共黨游擊隊。但南韓民間團體於二○○三年十月十九日，在南韓全羅南道佛甲山區挖掘，卻發現一百三十三具遺骸，其中二十一具骨骸年紀在十六歲以下，顯見是手無寸鐵的一般平民。圖／衛城出版提供

而隨著類似案件的歷史真相一再被披露，也讓政府陷入尷尬的處境。畢竟半個多世紀以來，北韓被塑造成是所有罪惡的元兇，如今殘忍的現實是，南韓政府與提供其支援的美國才是戰時大量屠殺平民的禍首。在調查過程中，也有少數當年扣下扳機的第一線人員，竭力捍衛往日所為，例如八十二歲的金萬錫（Kim Man-sik）希望大家用更全面的角度來理解當時局勢。當時前線戰事吃緊，他的部隊兩次奉令從警方手中接過大批政治犯並集體處決。時至今日，他仍然認為除了聽命行事外，彼時毫無選擇，主張這是保衛國家的必要之惡，這也是政界保守派普遍的想法。他們一向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工作，貶抑為分裂社會之舉，批評所謂追究歷史其實是在撕裂舊瘡疤，忽略北韓當年兵臨城下的威脅，這種工作並不符合整體國家利益。

但當年也不是所有的軍警人員都選擇聽命行事，例如在上述的輔導聯盟案中，也有警官認為所監管的平民根本不構成對政府的威脅，不該喪命，而在接到上級的屠殺令後，偷偷告訴他們，不要聽從警鈴指示前來集合。警鈴平常是用來召集團員「上課」之用。幸運的村民因此逃過一劫。也有曾在一九五○年代處決超過一百七十人的軍人向委員會現身，他說在死者中，某些A級犯人是活躍的共產黨人，但被歸類為B與C級者，則大多是無辜者，他們是受到共產黨以免費土地為誘惑的農民。他說：「直到今天，我仍為殺害他們感到罪惡，我願意低頭悔悟。」經過委員會調查而揭露的真相，並不限於南韓官方所犯下的案件，例如被稱為「告別作」的調查案，即以韓戰期間美軍屠殺南韓人民案件為主題，整理出一百三十八樁案件，並建議其中八案的受害者可透過政府談判向美方求償。但絕大部分的一百三十案被認定為應放棄求償權力，也不會起訴相關人員，被外界批評為是親美的李明博政府不願與美方對立的結果。

李明博政府對待委員會的態度，則坐實了外界對其保守作風的批評，包括所指派的主席，或是儘管家屬一再要求，但李政府仍無意讓顯然尚留有大量工作的委員會延長任期，以至於全國尚有一百多座集體墳場並未開挖，成千上萬失蹤者恐怕就此埋骨於荒煙蔓草中，再也無人知道下落。

概括來說，委員會調查的範圍相當廣泛，但卻無相應的資源支應，也缺乏強制傳召證人的權力，使得進展未如外界預期的多。但委員會仍確認上千起規模不一之集體處決案件的存在，也肯認了受難者的存在。有些受害者即是透過委員會調查，發現當年被誣指為共黨間諜的罪證薄弱，而重新循司法管道提起再審，洗清罪名。
 

不過，也由於委員會並無起訴加害者的權力，引發某些受害者及家屬的不滿，認為遭到欺騙，在血淚陳述後，無法得到期盼中的正義。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強調，它的任務是發掘真相並且記錄，建議教科書校正方向，並且透過對受害者的補償或其他服務來促進和解。例如，在全羅北道外海開也島（개야도，Gaeyado）的小漁村，是六○年代南韓軍情單位清查有無北韓共黨滲透的重點地區。根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許多住在這裡的漁戶都有受到政府迫害的經驗。在當年的恐怖氛圍下，鄰里之間相互舉報，人們遭到嚴刑拷打，直到你咬出通敵者為止，由此造成的家庭破碎、朋友反目不計其數。例如一對從小一同長大的好朋友，因其中一人的無心之過而使另一人身陷囹圄，他出獄後遠走他鄉，兩人從此未再碰面，直到近四十年後，才在真相委員會舉辦的「和解派對」上重逢。委員會邀請全村村民參加，二百多人共襄盛舉。當這對老友帶著淚眼擁抱時，某些舊傷口看來也跟著逐漸痊癒。朴春晃說：「我要向林表達歉意。當審訊者告訴我，林已招認通敵罪狀後，我想像他一定是遭受了跟我一樣的虐待，這全因我而起，我恨不得一頭撞死。」被無辜捲入的林則說，他早就原諒對方，因為他知道這位老友是屈打成招：「我也經歷了相同的酷刑。」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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