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卻也殘缺
調查顯示，里約的垃圾跟巴西絕大多數的垃圾一樣，最後都進了未經管理的露天垃圾掩埋場。這當中也包括我的廢棄物；它們沒有像舊金山那樣，把可回收垃圾和堆肥分開來，而是全部裝在同一個塑膠袋內，丟進大樓的垃圾滑槽。那是我最後見到垃圾的時候。所以我不禁好奇，那一包垃圾接下來的命運如何？要追蹤並不難。我的垃圾和大里約地區一千三百萬人的垃圾殊途同歸：全都進了格拉馬紹（Gramacho）；它是一座巨型垃圾山，重達六千多萬噸，涵蓋面積相當於兩百六十二座美式足球場。
它的規模令人瞠目結舌。我和羅德里格斯、司機以及美聯社錄影團隊一同前往。就在我們接近之際，計程車開進了一長列的車陣當中，它們都是十八輪大卡車，轟隆隆地在大門外等著進入。我看著每輛卡車獲准進入後，開始爬上一座陡峭的山。面對入口的那一側山坡鋪上一層又一層的黏土，構成一座平滑的半球狀物，上面繞著盤旋而上的道路。底下覆蓋著累積數十年的垃圾。高度將近四公尺的大卡車成一縱列，往山坡上爬，看起來好像一排兒童玩具。這就是我的垃圾最後的歸屬──就在這座巨大土墩上的某個角落。
真正的處理作業在另一邊進行，也就是格拉馬紹面對瓜納巴拉灣的那一面。覆蓋物在那裡被掀開，垃圾一堆堆朝水裡滾下去。我踏出車外，試圖在滑溜不平整的地上找到立足之處。令人作嘔的氣味直衝口鼻，彷彿只要一口氣吸進太多，就會有某種濃稠的黏性物質讓我窒息。肥大的黑色蒼蠅像迷你雙引擎飛機一樣俯衝下來，即使還沒碰到我，拍動翅膀的嗡嗡聲就已經讓我渾身起雞皮疙瘩。
卡車往上攀爬到垃圾堆上，倒出車上垃圾，吃飽的禿鷲不得不飛到其他安全的地方。現場男男女女爭先恐後，伸手到傾瀉而下的垃圾裡，儘速抓住能抓的東西。一旦卡車開走，這些撿垃圾的人就彎腰撿拾剩下的東西，搜刮剛剛遺漏的任何值錢物品。禿鷲在空中不耐地盤旋，接著又衝回來吃食物殘渣。瓜納巴拉灣像一片深色油污，自土墩底下向外擴散。安詳而盲眼的基督像持續在海灣對面守護著。
格拉馬紹是南美洲最大的垃圾場之一，就像一顆從海灣西岸長出來的爛牙。這座垃圾掩埋場的歷史差不多快跟我的年紀一樣，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從這處沼澤岸邊冒出來。它大部分時間幾乎可說無人管理，污染周圍的空氣、土地和水。在最繁忙的時候，它從不關閉，每天約有九百輛車次在這裡傾倒九千噸的垃圾。垃圾場內有機物發酵所產生的有毒液體流進了海灣，接觸到的植物無不枯萎，造成岸邊出現一圈死亡帶。它散發出來的甲烷污染了大氣，形成不時發生爆炸的危機。這座垃圾堆甚至對飛向不到五公里外的國際機場的飛機造成威脅。二○○八至一一年間，垃圾場的禿鷲曾造成兩百八十六次的飛機鳥擊意外。這種情形與里約州大多數的城市並無二致。二○一○年，里約州每天製造出兩萬噸上下的垃圾，其中僅有百分之十送往規劃過的廢棄物處理場，其餘的全進了露天垃圾場。回收垃圾當中僅有百分之一經過「catadores—拾荒者」揀選，找出能賣的資源材料。
在格拉馬紹垃圾場，這些拾荒者組成了一批五千人的收破爛大軍。在二○一一年二月的那一天，我發現他們引發了一場騷動。在沒沒無名數十年後，這些拾荒者和這座垃圾場竟然聲名大噪。
事情從巴西藝術家維克‧穆尼斯（Vik Muniz）在二○○七年造訪此地開始。穆尼斯採用粉塵、鑽石或糖等特殊材料進行創作，經常將社會議題融入作品當中。他與垃圾場工人的互動催生出了一項長達三年的藝術創作計畫，將他們的特殊技能與他們從格拉馬紹挽救出來的材料整合在一起。
穆尼斯請他們擺出經典藝術畫作的姿勢，拍成照片：例如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或是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熨衣服的女人》（Woman Ironing）。接著他將照片放大，直到面積足以占滿附近一間倉庫。他用依顏色分類的回收材料填補在影像上，完成由垃圾構成的拼貼作品，他再從上方拍攝這些龐大的肖像。
這些作品改變了格拉馬紹。在此之前，有些拾荒者從沒看過自己的照片。見到自己的影像以同時讓家人感到羞辱、又餵飽他們肚子的拾荒垃圾建構出來，改變了他們看待自己的眼光。他們的生活也因此有了顯著改善。銷售作品的收入回饋到這個社區；他們蓋了一座分類中心，讓工作更輕鬆，裡面還有廚房以及休息處。紀錄片《垃圾狂想曲》（Waste Land）紀錄了這個過程，並且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奧斯卡頒獎典禮就在我造訪後的那個星期舉行。如果這部紀錄片得獎，格拉馬紹的那些工人就可能在電視螢幕上看到自己的臉孔，讓他們進入好萊塢的奢華派對，即便只是隔海參與。格拉馬紹的期望從來不曾如此之高，拾荒者的生活從來不曾這麼美好。
在此同時，也有其他消息傳來：格拉馬紹垃圾場即將關閉。
節選自《里約熱內盧—— 陽光、森巴、基督像背後的危城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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