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不均等
高社經地位父母能夠傳遞給孩子的優勢，不僅是較多的金錢與知識，也包括更廣、更深的社會網路。由於高社經地位父母人脈較異質、高職業聲望者多，因此在子女升學、就業上能提供豐富的資訊管道。家長為小孩安排的各式活動，也幫助他們與更多專業人士及其他成年人建立連帶。反之，教育程度低的父母，社會網路通常比較同質、稀疏，其孩子多與親屬與鄰居的小孩固定往來，因此限制他們建立有價值的弱連帶，在選學校、找工作的過程中難以得到成年人的指導。此外，美國貧窮社區在人際信任、集體效能上都日益低落，宗教社群的影響力不再，讓小孩容易暴露於犯罪、毒品以及暴力的負面影響。
臺灣的社會資本研究則呈現較為不同的面貌。根據熊瑞梅的研究，不分階級的臺灣民眾觸及的人脈多元而異質，其中認識高職業聲望位置者（如大學教授、律師、老師、人事主管）的比例，遠高於其他東亞國家。這似乎顯示，存在於日韓或美國的社會資本階級落差，在臺灣相對不是那麼巨大，但中下階層家庭是否可能把這樣的人脈轉換為下一代就業與升學上的資訊連帶，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此外，臺灣民眾參與社團的比例雖遠低於日本、韓國（宗教團體除外），但對鄰居與社區支持的信心遠高於日韓。臺灣民眾雖然對政府的信任偏低，但對於非正式組織，如社團與社區充滿關懷與支持，展現了豐沛的社會力與活絡的公民社會。
如果上述因素強化了下一代的階級不平等，我們如何可能改變？普特南在結論提出許多建議，未必全盤適用於臺灣，以下是我認為特別值得努力的方向。
首先，針對家庭的解組，有些衛道之士鼓吹重建家庭價值，但普特南指出，僅是呼籲減少離婚、避免未婚懷孕，其實鮮有效果。如何針對既存的多元類型家庭，予以制度性的支持，才是關鍵。更重要的是透過長期的反貧窮計畫，像是房屋補貼、育兒照顧、就業支援，來協助弱勢家庭脫離貧窮。
同樣的，針對教養資源與教養風格的階級落差，如果只是要求父母去上教養課程，叮嚀家長「每天唸故事書給小孩聽」，未必能幫助弱勢父母提升「親職知能」，反而可能強化父母的日常壓力，甚至在社會常規的監控下「製造」了問題家庭。有效讓弱勢家庭培力的計畫，必須由專業人員，不論是護士、社工、諮商師，與家庭建立夥伴關係，透過定期家庭訪視，在瞭解弱勢家庭的具體處境後，幫助個別家庭改善健康、教養、情緒等議題。
我們應在教育設計與入學方式的改革上，考量到階級的差異與作用；學校教育應避免以中產階級雙親家庭、全職母親為原型來設計學習活動或要求家長參與，否則容易強化社會指責的階級烙印，或忽略不同家庭的處境與需要。比方說，有些中產階級家長希望孩子能夠延後到校、提早下課。然而，弱勢家庭孩子反而需要更多在校時間，但不只是接受制式的功課輔導，而是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更多元的課外活動與學習刺激。
有句非洲諺語說：「拉拔一個孩子長大，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當今的鄰里街坊或許不再聲息相聞、人情綿密，但「社區共同教養」（communal parenting）的理想，有助於讓我們的下一代擁有更平等與開放的未來。具體的措施如：提供平價優質的托育，運用公共圖書館、美術館、社區活動中心等公共資源，提供活潑多元的課外活動，以及結合在地的學生、志工，推動陪伴青少年的「導師方案」（mentoring program）。讓臺灣活絡的社區與民間團體，成為動員公共參與、支持弱勢家庭、促進社會平等的力量。
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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