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錄克洛克（John Wilson Croker）的通信與日記的文集記述著這麼一個故事。克洛克和威靈頓公爵在旅途中為了曾經以猜測每座山的那一邊的地形來消磨時光。威靈頓屢屢猜中，克羅克大感驚訝，公爵答道：「你知道為什麼嗎？為了猜測山另一邊的情況，我付出了一生的精力。」
威靈頓公爵「山的那一邊」這句話後來被延用到軍事上，也就是擁有更為寬廣的感知能力，從而知道「山的那一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了解對手究竟在想些什麼。這是將官在推斷時應當具備的想像力，也成了情報功能的代名詞。
二戰結束後，我有幸到「山的那一邊」去探險，為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組（PID）做的某些工作，使我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可以和德軍將領接觸。多次的交談後，我適時收集戰事的證據，否則這些證據將隨著記憶的衰退而湮滅，或因事後的顧慮而變色。
研究德軍將領，傾聽他們的陳述，有助於加深對二戰的理解，這些將領並不都如人們印象中那種典型的普魯士軍人。倫德斯特庶幾近之，然而他謙恭有禮，舉止得體，且富幽默感，這顛覆了世人對他們的印象。倫德斯特身陷囹圄從不怨天尤人，對種種嚴酷的待遇泰然處之，不失軍人的尊嚴，使大多數與他接觸過的英國軍人肅然起敬，而虐待戰俘未必能讓勝利者臉上增光。青壯的德軍將領憑藉納粹的寵信才身居高位，他們盛氣凌人，狂暴粗野，與倫德斯特形成鮮明的對比。然而絕大多數德國軍人與上述兩類不同，前者並不那麼頤指氣使咄咄逼人，他們本應出現在銀行經理或工程師的會議桌前的。
他們實質上是專注於軍事專業的技術專才，對專業領域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所以不難看出希特勒是如何蒙蔽他們、操控他們，將他們當成便利的工具以售其奸。
瞭解一些戰前的軍事狀況有助於我們釐清他們的證言，這不僅可以省時間，也能消除那些在戰爭行將結束時曾廣泛流傳的誤解。那些誤解認為，如同一九一八之前，德軍參謀本部對於侵略戰爭負有關鍵性責任，紐倫堡大審也多少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德國有軍人參與反抗運動，長期以來一直密謀要推翻希特勒，但由於上述偏見，使得英美政府未能對他們做出即時而有效的協助。對於那些能夠客觀了解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軍隊的人來說，要指說德國參謀本部具備影響力的這種陳舊觀念是不合時宜的。但傳言依然為人們所信，幻覺又是如此地冥頑難消。其不幸的後果便是延遲了希特勒的倒臺，本來戰爭可能在提前幾個月甚至早幾年就結束。歐洲直到戰後才開始了解因此誤解所產生的惡果。
德軍將領自然有意為他們參與希特勒侵略行為找出種種藉口，當然也並非全無理由。在這一點上，我要比紐倫堡大審時的公訴人更瞭解戰前的情況。我著手戰後研究時，也非常清楚他們那些先入之見的錯謬所在。
作為一個軍事記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我一直十分關注歐洲事態的演變，尤其是德國方面的種種態勢。對我來說，與他們保持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為我的軍事著作在德國也有不少讀者，有些德軍要員曾親自把我的著作譯成德語。
大多數閱覽過敝人戰前作品的讀者都知道，我曾就納粹的威脅發出過警示，並堅決反對「綏靖」政策。早在希特勒掌權之前，我就曾指出種種不祥之兆。那時我也十分清楚，與德皇時代相比，德軍參謀本部對希特勒的影響微乎其微，對於希特勒的侵略計畫，參謀本部的角色與其說是慫恿，我更傾向於是抑制。
這一事實能夠從繳獲的檔案證實。戈培爾的日記也使這一點更為明瞭，他在日記中大肆詆毀德軍將領，指責他們一直以來與希特勒和納粹信念作對。
一方面，盟軍要求德國要無條件投降；另一方面，希特勒對軍隊卻仍具有相當的蠱惑能力，加上暴君的警察和情報系統的嚴密控制。而作為愛國者，德軍將領又急於保全自己的國家，這使他們處於兩難的困境。對此，現在應該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在書中對他們的「盲目」有所批評，但是我也不得不懷疑，在同樣的情況下，要推翻這樣一個政權，其他國家的將領能否做得更好？
儘管德軍將領屈從於希特勒，但他們在部隊盡力保持軍人的尊嚴，與納粹的觀念時常發生衝突，能做到這一點堪稱難能可貴，許多盟軍的戰俘也曾為此作證。戰爭期間，我曾走訪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經常有些堅定的反納粹份子向我表明，大致上那些佔領任務為主的正規軍舉止不但與親衛隊有別，甚至比前來解放自己的盟軍部隊表現得更好。如此口碑應當歸功於某些德軍將領的舉止，尤其是倫德斯特。
德軍將領理當受到指責的，應該是他們對納粹的胡作非為置若罔聞。即使那是盡些將領們不願做的壞事，雖然也有一些例外，但大部分人還是缺乏勇氣挺身去表達抗議。然而，若不是將官對希特勒的狂暴意圖巧妙地不予以執行，或至少七折八扣，希特勒那些野蠻的命令將導致更嚴重的暴行，淪陷國家將蒙受更深重的苦難。
反抗惡行的道德勇氣並非是任何軍隊都具有的共通性。我曾遇到許多盟軍的將領，他們私下對盟軍非人道的轟炸表示遺憾，並說那是在恐嚇平民，但是我從未見有人膽敢就此公開或正式表示抗議。他們通常也對盟軍的「野蠻行為」視而不見，他們若提出抗議，其代價頂多不過是仕途受挫，而不會像德軍將領那樣有性命之虞。
研究戰時德國高層的記錄和作戰過程，我們將得出什麼結論呢？在戰爭政策和大戰略上的徹底失敗，同時也不乏戰略、戰術上的非凡之舉，儘管兩者並不完全相等，這個解釋具有雙重意義。老派的職業軍事領袖是在參謀本部體系下訓練出來的，他們精明強幹韌性十足，但缺乏天賦；能力極強，但還是有其侷限。他們指揮作戰循規蹈矩就如下棋，但不像歷史上大師級人物般具有藝術風範。他們看不慣有創新思想的同僚，如果那些新思維出自非正規軍事專業出身的人，就更易遭到他們的鄙視。同時，大多數老派軍人對軍事領域以外的事物所知有限。
對於新思維、新武器和新的人才，希特勒卻十分敏感，他能很快發現他們的價值。他比參謀本部更早了解裝甲部隊與機動作戰的潛在威力，他支持德國新式武器的宣導者古德林，這是二戰初期德軍旗開得勝的關鍵因素。在運籌帷幄和指揮作戰時，希特勒常常會犯一些小錯誤，但他確實不乏軍事天賦。他選拔的年輕將領往往具有類似的氣質——尤其是隆美爾，最受寵信的軍中「新貴」。這類人物稟賦非凡，思維如天馬行空，擅長出其不意、克敵制勝，實在難能可貴。他們給戰爭帶來新氣象，宣告統領軍隊達半個世紀以上的軍事謀略已經過時，傳統教條已不再適用於現代戰爭。希特勒的成功證明正統軍事教條的謬誤，這使他在與軍人的較量中佔據上風。對於德國軍事階層（military hierarchy），希特勒的態度是儘快加以利用，而不是加強團結。
事實證明，有時非專業軍人的直覺是正確的，有時職業軍人的精準運籌是正確的。從長遠看，後者的勝率更高。但是兩派人物的相互嫉妒、由觀點不同產生的激烈衝突所造成的致命後果，要比任何一方自身的錯誤更為嚴重。主要責任應歸咎於盤根錯節的軍事階層。導致這樣的結果勢所難免，因為戰爭不是傳經授道，也不是對立觀點的摻和。基於希特勒的決策和脾氣，在任何情況下要對他加以制約都不容易，但是軍方委曲求全的態度、希特勒屢次應驗的判斷，卻使他看起來更為高明，他也就能隨心所欲、肆無忌憚。雙方都沒能意識到各自的侷限性。
不管怎樣，二戰中德軍將領的專業素質畢竟是一流的。如果他們的視野更為開闊，思想更具深度，他們應能表現得更為出色。但，他們就不再是軍人，而是一名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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