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二手菸議題而言，好消息（勉強算是）在於有充分的人體暴露證據，而且結果都是一致的：接觸菸霧的量多，罹癌數量就多；接觸菸物的量少，罹癌數量就少。雖然在美國、德國或日本各地的生活方式及飲食習慣有所差異，但都看到一樣的結果。經過權衡，這些證據確實都相當具有分量，環保署已經用「決定性的」來加以形容。
鐵證如山，還有誰能夠否認？答案又是：弗雷德里克‧賽馳和弗雷德‧辛格。
賽馳在1979年就開始為菸業效力。1989年，他開始為二手菸辯護。他曾經整合一份「被動吸菸與疾病的關係」報告，其中坦然承認有大量科學證據顯示，環境菸霧與成人肺癌及呼吸系統疾病、氣喘、兒童耳部感染，甚至是新生兒死亡都有關係。
然而，賽馳可沒說菸業即將棄甲投降。相反地，面對這些如山鐵證，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從背後的證據權衡法下手。他的想法是，就是要拒絕將證據「全面納入」，而只著重在「最佳證據」。
賽馳說的也有道理。各項科學言嘔的品質總有高下之別，如果好壞不分，可能導致混淆和錯誤。像是在流行病學研究中，如果能收集到一萬個樣本，顯然研究品質就會高過只蒐集十個樣本的研究。然而，不難想像所謂的「最佳證據」方法可能會有偏差，很容易把自己喜歡的就納入，討厭的就排除。賽馳的報告強調，納入的標準必須一開始就說明清楚，像是主張研究應該要有「理想的研究設計」。
然而，醫學研究從來就不可能在完全理想狀態下進行：我們不可能把人24小時關在籠子裡，控制他們的食物、飲水和呼吸。雖然研究人員正正想研究的對象是人，但我們就只能用動物來代替。充其量，動物研究已經是最可靠、貼近真實的方法，但絕對不可能算是「理想的」方法。賽馳的這套說法，顯然只是司馬昭之心。菸業對此還不滿意，因此他們又挑了另一種說法「真科學」（sound science）。這次他們找上的是弗雷德‧辛格。
1990年，辛格已經成立了自己的「科學和環境政策計畫」組織，要「在環境政策方面推動『真科學』。」究竟什麼才叫「真科學」？（至少有一步份的）答案是：能夠保衛菸業的科學。到了1993年，辛格已經協助菸業推廣這種「真科學」的理念，藉以支持他們所喜歡的科學，並把他們所不喜歡的科學都斥為「垃圾」。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還聘用安可顧問公關公司（APCO Associates），協助處理與二手菸相關的議題，並與辛格攜手合作。湯姆‧霍卡迪（Tom Hockaday）是安可公關的員工，於1993年3月與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副總裁艾倫‧梅洛密切合作，希望製作出科學的文章，以捍衛二手菸，並且傳達環保署研究都是「垃圾科學」的訊息。
霍卡迪在寫給梅洛的一份備忘錄就提到：「我們正與弗雷德‧辛格博士，和德懷特‧李伊博士（Dwight Lee）合作，他們已經撰寫了關於垃圾科學和室內空氣品質的文章。在附件中，您會看到經過兩位博士核准的文章副本。」梅洛對於整體手法表達贊同，但希望辛格講到垃圾科學的文章時「開頭親切一些。」湯姆‧霍卡迪回報，辛格「堅持這不是他的風格」。
他的風格究竟是怎樣？其實就是全面進攻，直斥環保署做的科學都是「垃圾」。他為安可公關準備的文章標題是：「環保署的垃圾科學」。他斷言環保署採取了「科學無法支持的極端立場」，並說他們的研究「無法排除其他因素，像是飲食、室外空氣污染、遺傳、肺病病史」等等，並指責環保署「操弄數字」，達成了百分之九十的信心水準就願意收手接受，而並未堅持百分之九十五的標準。...
辛格的種種控訴，究竟有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簡單來說，就是沒這回事。環保署的科學家早就考慮進去，並且也排除了其他因素。這根本是做流行病學研究的基本概念。根本沒有人否認遺傳和生活方式在健康和疾病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統計證據鐵證如山，證明環境菸霧是除此之外的額外風險。辛格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聰明人，要說他不懂這些道理絕不合理，只不過，事實就是無法貼合他的動機。
他做的不是實踐科學，而是攻擊科學。歷史證據顯示，他更大的目標就是要打擊環保署的信譽，希望阻止或延緩二手菸的相關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