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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指出，我屬於一九八九年滿十八歲的那個世代。
那一年當然是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卻更是柏林圍牆倒下的那年。
我屬於一邊聽著廣播新聞報導共產獨裁政權接連垮臺、一邊跨入成年的世代，屬於對那些政權和蘇維埃主義沒有一絲情感或眷戀的世代。
我對懶惰俗套的反資本主義論調已經終生免疫，這些論調有的彷彿忽略了共產主義的重大歷史失敗，大部分則拒絕超越失敗所需的知識工具。⋯⋯
我沒有興趣譴責分配不均或資本主義本身，社會不平等本身並不是問題，只要它是有道理的，如同一七八九年《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所說是「基於共同的福祉」之上（如此定義社會正義雖然不盡精準，卻相當吸引人，也深植於歷史：姑且先暫時接受，稍後我們會再回頭討論）。
我感興趣的是，盡力探索最適當的制度、公共政策和社會組織模式，從而實質有效地建立一個公平社會，而且全都是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所有人都事先清楚規則、都必須遵守規則，也都能夠以民主方式討論這些規則。
這裡或許適合說明我在二十二歲的時候體驗過自己的「美國夢」，當時我才剛拿到博士文憑，便應聘至波士頓的一所大學。這次的經驗在許多方面都影響深遠。
首先，那是我第一次來到美國，少年得志的愉悅不在話下。這個國家還真懂得如何吸引他們有興趣的外國人才！同時我卻很快便發現自己想回到歐洲和法國。.於是我在二十五歲那年回到法國，往後除了幾次短期訪問，甚少離開巴黎。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美國的經濟學家並沒有讓我感到十分信服。
當然，他們全都聰明絕頂，我跟當時認識的許多人也依舊是朋友。然而奇怪的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經濟問題完全不瞭解（我的博士論文只和幾條相對抽象的數學定理有關），但美國的經濟學界卻相當歡迎我。
我很快發現，自顧志耐以後，沒有任何人有規模地進行關於分配不均演變動態的歷史數據蒐集工作（我回到法國後就開始做這件事），而美國經濟學界卻在不知道應該解釋哪些現象的狀態下，繼續不斷推出純粹理論性的結果，並且期望我也依樣畫葫蘆。
坦白說，經濟學領域尚未跳脫對數學和純理論性推想的幼稚偏愛。這些理論性推想常帶有高度意識形態，而缺乏歷史研究根據，也欠缺與其他社會科學的互動。
經濟學家往往專注在只有他們在意的小數學問題，如此一來可以輕易戴上「科學客觀性」的帽子，也不用回覆周遭世界提出的更加複雜的問題。
在法國學術界從事經濟研究有一大優點：經濟學家在知識界和學術界的地位並沒有特別高，在政治與金融菁英的眼中也是如此。這使他們必須捨棄對其他學科的鄙視，以及他們儘管近乎一無所知，卻宣稱擁有更高科學性的荒謬態度。
所知甚少，其實也是經濟學及廣義的社會科學的魅力所在，我們的出發點很低微，從而可以期待達成重大進展。在法國，我覺得經濟學家比在美國更有動力向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普羅大眾證明，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結果目前還很難說）。...
我期望所有社會科學的專家和愛好者能夠對本書當中的研究產生興趣──尤其是那些說自己「對經濟學一竅不通」，卻常常對所得和財富不均發出強烈意見的人，他們對此議題的關注可說再自然不過。
老實說，經濟學不應試圖將自己抽離於其他社會科學，也只有在其他社會科學的環繞之下才能蓬勃發展。社會科學的知識成果尚且太少，不該再做這種無謂的區別。
若想在財富分配的歷史發展、社會階級的結構等問題上有所進展，勢必得抱持務實態度，動用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與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和取徑。我們必須從重要的問題出發，並試著予以解答：門戶之見、領域之爭都不是重點。...
就像先前所說的，這項研究始於蒐集資料並建立關於所得與財富分配的事實與時間序列數據。書中偶爾會援引一些理論、模型與抽象概念，但我盡量少用，只有在可以讓讀者更清楚瞭解眼前課題的時候才引用。...
我要請求對數學興趣缺缺的讀者不要立即闔上本書，因為這些算式都很基本，可以用簡單直覺的方式解釋，不需要任何專門知識就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我將證明這樣精簡的理論架構，能夠幫助理解攸關每一個人的歷史演變。」
─by 《21世紀資本論》作者Thomas Pik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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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http://www.bookrep.com.tw/activeimg/L/0LBB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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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當然是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卻更是柏林圍牆倒下的那年。
我屬於一邊聽著廣播新聞報導共產獨裁政權接連垮臺、一邊跨入成年的世代，屬於對那些政權和蘇維埃主義沒有一絲情感或眷戀的世代。
我對懶惰俗套的反資本主義論調已經終生免疫，這些論調有的彷彿忽略了共產主義的重大歷史失敗，大部分則拒絕超越失敗所需的知識工具。⋯⋯
我沒有興趣譴責分配不均或資本主義本身，社會不平等本身並不是問題，只要它是有道理的，如同一七八九年《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所說是「基於共同的福祉」之上（如此定義社會正義雖然不盡精準，卻相當吸引人，也深植於歷史：姑且先暫時接受，稍後我們會再回頭討論）。
我感興趣的是，盡力探索最適當的制度、公共政策和社會組織模式，從而實質有效地建立一個公平社會，而且全都是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所有人都事先清楚規則、都必須遵守規則，也都能夠以民主方式討論這些規則。
這裡或許適合說明我在二十二歲的時候體驗過自己的「美國夢」，當時我才剛拿到博士文憑，便應聘至波士頓的一所大學。這次的經驗在許多方面都影響深遠。
首先，那是我第一次來到美國，少年得志的愉悅不在話下。這個國家還真懂得如何吸引他們有興趣的外國人才！同時我卻很快便發現自己想回到歐洲和法國。.於是我在二十五歲那年回到法國，往後除了幾次短期訪問，甚少離開巴黎。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美國的經濟學家並沒有讓我感到十分信服。
當然，他們全都聰明絕頂，我跟當時認識的許多人也依舊是朋友。然而奇怪的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經濟問題完全不瞭解（我的博士論文只和幾條相對抽象的數學定理有關），但美國的經濟學界卻相當歡迎我。
我很快發現，自顧志耐以後，沒有任何人有規模地進行關於分配不均演變動態的歷史數據蒐集工作（我回到法國後就開始做這件事），而美國經濟學界卻在不知道應該解釋哪些現象的狀態下，繼續不斷推出純粹理論性的結果，並且期望我也依樣畫葫蘆。
坦白說，經濟學領域尚未跳脫對數學和純理論性推想的幼稚偏愛。這些理論性推想常帶有高度意識形態，而缺乏歷史研究根據，也欠缺與其他社會科學的互動。
經濟學家往往專注在只有他們在意的小數學問題，如此一來可以輕易戴上「科學客觀性」的帽子，也不用回覆周遭世界提出的更加複雜的問題。
在法國學術界從事經濟研究有一大優點：經濟學家在知識界和學術界的地位並沒有特別高，在政治與金融菁英的眼中也是如此。這使他們必須捨棄對其他學科的鄙視，以及他們儘管近乎一無所知，卻宣稱擁有更高科學性的荒謬態度。
所知甚少，其實也是經濟學及廣義的社會科學的魅力所在，我們的出發點很低微，從而可以期待達成重大進展。在法國，我覺得經濟學家比在美國更有動力向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普羅大眾證明，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結果目前還很難說）。...
我期望所有社會科學的專家和愛好者能夠對本書當中的研究產生興趣──尤其是那些說自己「對經濟學一竅不通」，卻常常對所得和財富不均發出強烈意見的人，他們對此議題的關注可說再自然不過。
老實說，經濟學不應試圖將自己抽離於其他社會科學，也只有在其他社會科學的環繞之下才能蓬勃發展。社會科學的知識成果尚且太少，不該再做這種無謂的區別。
若想在財富分配的歷史發展、社會階級的結構等問題上有所進展，勢必得抱持務實態度，動用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與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和取徑。我們必須從重要的問題出發，並試著予以解答：門戶之見、領域之爭都不是重點。...
就像先前所說的，這項研究始於蒐集資料並建立關於所得與財富分配的事實與時間序列數據。書中偶爾會援引一些理論、模型與抽象概念，但我盡量少用，只有在可以讓讀者更清楚瞭解眼前課題的時候才引用。...
我要請求對數學興趣缺缺的讀者不要立即闔上本書，因為這些算式都很基本，可以用簡單直覺的方式解釋，不需要任何專門知識就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我將證明這樣精簡的理論架構，能夠幫助理解攸關每一個人的歷史演變。」
─by 《21世紀資本論》作者Thomas Pik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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