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出生在中國偏僻小村東師古，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生活艱難又痛苦。我出生時身體健康，但五個月大卻發了一場高燒，家裡當時沒錢給我看病。
儘管母親對我的病情焦急萬分，但她還要照料和餵飽我另外四個哥哥─他們分別是十四歲、十一歲、八歲和五歲。當時父親在遠離東師古四十多公里以外的沂南縣城工作，沒有電話可以聯絡他，而祖父祖母也有自己忙不完的事。
母親只能靠著自己，照料我們生活中大小一切。她每天都得到村外蒙河邊的水井去汲水，再挑著水桶一路搖晃走回家。天亮之前，她已經花了好幾個小時推磨，把糧食磨成麵糊，以備當日做煎餅之用。白天，她除了在田裡工作，也會去山上撿拾燒飯的柴火。她一直遵從著人民公社的嚴格要求，包括工作、生活甚至吃飯。
我因高燒而不停地哇哇大哭，讓母親痛徹心扉，她用舊棉衣把我裹起來放進睡籃，擺在離她烙煎餅不遠處的院子內。只有醫院才有真正的醫療照料，若要帶我去醫院看病得花兩元人民幣，可是我們幾乎身無分文─我父親工作一個月才能掙得十八元。
母親走投無路，只得去跟生產大隊的領導─大隊書記借錢。但書記又要她去找會計。「妳跟我們借錢？」那人一臉詫異。「妳還欠我們的口糧錢呢！妳們家的工分都還沒掙夠呢！」
公社分成許多生產大隊，甚至是人數更少的生產小隊，你所掙得的工分依據你完成了多少工作而定。你所做的貢獻至少得等同於你吃掉的糧食量，但是我母親是家中唯一全職工作的成年人，我們的工分總是不足。沒有工分，就不會有錢，也就無法看病。會計又讓母親去找保管，但保管告訴我母親：「要書記寫個批准的條子來。」不過她心知肚明，書記剛剛就想把她給打發走。母親心灰意冷，又心煩意亂，去找親朋好友借錢，也是一無所獲。村內的「赤腳醫生」也不知道怎樣治療。（這些赤腳醫生是受過幾年最基本醫療訓練的農民，藉以在偏遠的鄉下地區提供醫護照料。）
我哭了整整兩天兩夜，瘦小的身軀發著高燒，在母親雙臂裡扭動著。到了第三天，母親如同往常般早起，在替大家準備食物時，又聽到我淒厲的哭聲。她把我抱起餵奶，可是當她看到我雙眼眼球四周都已經發藍，害怕地倒退了一步。她帶著我衝到鄰村老嫗家中，老嫗查看之後，治療方式就是對我的雙眼吹幾口氣而已。當然，病情沒有任何改變。
母親當時不知道這種病的特性，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次高燒會導致雙目失明。一個月過去，父親回到家中，瞭解經過之後，他帶我去當地的診所。那時我的雙眼要想恢復光明已經為時太晚，不過父親決心要將我的眼睛醫好。接下來的幾年中，他們不斷帶我去找醫生，但都徒勞無功。有的說是角膜炎，也有的說是青光眼，不過所有的醫生全都認定─我的雙眼已經無法重見光明。不論我高燒的原因為何，結果都是殘酷無情的。
在初期的記憶中，只要東西在我眼前，我只能分辨它的顏色。有時我會說，是共產主義造成了我的失明─或是更具體地說，是那持續橫掃這個國家數十年虛假而空洞的宣傳浪潮使然。帶來「科學發展」的共產黨喜歡吹噓他們的醫院和免費醫療照料、他們對待人民多良善、人民的生活過得比以前更美好⋯⋯不過真相卻是─我們欠缺最基本的醫療照料，任由病痛宰割，死神經常找上門。
在我出生的前兩年，母親生了個女嬰，她是母親在連生四個兒子之後期盼已久的女兒。小姐姐生病時，母親沒錢帶她上醫院，雖然找了人為她扎舌放血，卻毫無用處。母親除了等待與祈望之外，無能為力。姐姐得了村民所說的「七天風」，她確實在第八天或是第九天就走了。母親之後告訴我，如果這個小姐姐活下來，很可能就不會再生下我了。
ー摘自《盲眼律師：在黑暗中國尋找光明的維權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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