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多數西方人認為東條英機和其他日本領導人——實際上是為數眾多的日本人——與希特勒和其納粹黨徒是一丘之貉，不論他們受到何種懲罰與厄運，都是罪有應得。
事過二十五年（一九七〇），日本已經從精神上和經濟上近乎全面毀壞的境地恢復過來，重新受到世界各國的敬重。但是，問題依然存在：怎麼能讚揚和尊重一個戰時行為如同野蠻人一樣的民族呢？
本書的目的主要是從日本人的角度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進而解答這場改變了亞洲面貌的戰爭的其他問題。為何一個領土大小與加州相若的國家要對珍珠港發動自殺式的攻擊，從而使自己與一個國力十倍於己的敵國決一死戰？兩國之間的戰爭是否如今人所認為的那樣是無法避免和非打不可的？獲得這場戰爭的勝利是否從此使美國永遠涉入亞洲事務？
若非發生這兩件事——日本人對不久前的歷史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以及出現了新的重要文獻——我本來是不想寫這本書的，即使有我的日籍妻子及其家人的協助。除了能從日本外務省與日本防衛廳戰史室取得大量素材外，最近又發現了一些曾被隱匿或散佚多年的珍貴資料，例如御前會議和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的記錄，過去被認定已遭焚毀的「近衛文麿日記」，以及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擔任陸軍參謀總長的杉山元元帥所寫長達千頁的「筆記」。
更為重要的是，日本的一些前文武官員——包括天皇的首席顧問木戶幸一侯爵、天皇幼弟三笠宮崇仁親王殿下、珍珠港和中途島戰役的實際指揮官草鹿龍之介將軍，以及東條的心腹大將佐藤賢了將軍等等，都願意暢所欲言又詳細地談論他們不幸的過往。幾年前，我為寫《問心無愧》（But Not in Shame）一書收集素材時，只要一談到某些敏感話題，他們就面有難色。現在，這種心情已完全消逝了。此外，他們也深信，戰後西方人在有了種種亞洲經驗後，應該更能理解日本過去在滿洲與中國所鑄成的大錯。那些曾經參戰的人，從將軍到士兵，也更願意談論他們的錯誤，說出過去說不出口的話：怯懦、謀害、殺人成性、投降和混水摸魚。
為了準確起見，他們以及每一個與作者交談過、其經歷被寫入本書的人，都閱讀了有關他們自己的段落，往往還增添了說明問題和當事人的回憶。例如有關例次御前會議和聯繫會議的大量辯論部分，是根據杉山元的「筆記」、最近蒐集到的官方檔案、私人日記，以及作者同出席御前會議的木戶侯爵、鈴木貞一將軍、星野直樹和賀屋興宣等人的談話記錄寫成的。木戶侯爵在天皇每次參加會議後馬上就能取得一份關於會議的報告。
我認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犯的最大錯誤是，未能認知到自己同時在進行兩種不同的戰爭：其一是在歐洲，與另一個西方民族及其納粹主義交戰；其二是在亞洲，既要與一個求強圖存的侵略民族作戰，又要在意識形態上與整個亞洲展開鬥爭。億萬東方人把日本的戰爭當成是自己的戰爭，是一場種族和膚色的對抗，他們還把日本的勝利當作是自己從西方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勝利。
「每個國家，包涵美國在內，對現在構成遠東問題的種種禍患，都負有責任。」遠東問題權威泰勒．丹尼特（Tyler Dennett）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寫道：「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永遠拋棄自以為公正和受害的無辜者的偽裝，以懺悔的心情面對現實。」
如果當時我們這麼做了，一九四一年與日本的談判就非常可能以和平而非以戰爭收場，同時美國也不會多年來被迫在亞洲成為道德警察。而道德警察並非是個讓人開心的角色，尤其是當它自身的道德性正被質疑的時候。
本書就是按照事情的原本面貌如實描寫那些被捲入人類史上最大規模戰爭的人——他們見識不明、自視甚高、有失體面、心灰意冷、充滿矛盾和悖論。
我已竭盡全力讓事實本身說話，如果能有什麼結論的話，那就是：歷史不會給予簡單的教訓，只有人類本性的不斷重現，而非歷史在重演。事實上，我們通常從當下得知更多的過去，而非反過來從歷史中了解更多現在。戰後由於我們自身在亞洲所採取的暴行，讓美國人看清了上一代日本人當時的戰爭行動，這無疑是一個值得借鑒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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