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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的性格是不和諧的。

最能表達這種不和諧情況的是德國成語:「Er fühlt sich nicht wohl in seiner Haut ——他對皮囊下的自己感到不自在」。

德國人從來沒有滿意過自己的命運。他無法知足,一直在尋找遠超過他所擁有之物還好的東西。德國人是他自己所謂的「Streber—拚命向上爬的人」。在這一點上,他與努力想放輕鬆的美國人正好相反。

 

德國人汲汲尋找更多權力,而非金錢,即使納粹成員也不例外。

他們更喜歡從一個低階職位上對下級發號施令,而不是在大房子裡與同儕一起歡笑作樂。

整體來說,德國人不喜歡快樂。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上很認真,認為在工作時放鬆講笑話是不對的。甚至在喝啤酒及打保齡球的時候,他們也比較憂鬱,並不快活。他們雄心勃勃地不停地規劃和推動計畫,產生的緊張氣氛讓他們無法安心放鬆。

 

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日耳曼人的紀錄,是他們在西元一世紀離開自己的家園,南下尋找一個更好的地方。

他們在國王或領袖的指揮下,離開原始森林,越過阿爾卑斯山,發現了如今的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地區。

無論是追隨日耳曼人腳步之後的英國或北歐人,都沒有這麼早就開始流浪,而且流浪這麼久。日耳曼人在許多個世紀以來一直向南方前進,一而再、再而三地試圖征服陽光燦爛的地中海地區。

最初,他們身上裹著獸皮、頭頂戴著野生獸首所做的頭盔來到南方;後來他們以藝術家、詩人、思想家等身分再度南下,尋找歡樂和美麗的地中海。

 

所有中古世紀和現代的文獻都證明他們的流浪僅有部分是受到權力慾和對奴隸的需要所啟發。日耳曼人被內在的不安定驅動,離開了自己的森林。

 

一種奇特的缺乏自信讓日耳曼人渴望握有凌駕他人的權力,而且要受到他人的尊重。

日耳曼人眼中的他人,是居住在地中海地區的民族,他們擁有更富足的家園和較高的文化。

雅典人建立衛城一千年以後,日耳曼人還在追趕著野熊進入原始森林;他們仍是野蠻人,沒有自己的歷史記錄。

在日耳曼人最早出現於歐洲的幾個世紀裡,他們的主要特質已經發展出來,至今仍然存在:他們的方法是制伏比自己富裕的鄰國,建立一個以主僕為主的階級結構,訓練自己的青年人勇敢,並服從比他們位階高的人。

 

一個有自信的人不會在乎別人對自己的印象如何。

不論是在各種領域,或在德國人的整個歷史上,向來對自己沒有信心的德國人一直在問:「其他人怎麼看我?」就像是一個參加宴會的人,即使沒有人看著他,他卻不斷地拉著領帶、調整背心。

 

我們在德國藝術裡可以發現這個基本特徵的兩個極端表現:

一個是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著名藝術歌曲流浪者(Der Wanderer),最後一句歌詞是「Dort wo Du nicht bist, dort ist das Glück——你不在的那個地方,那裡有快樂」;

另一個則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寫的《浮士德》(Faust),描述一名得到世界上所有知識的魔術師,他一生到處尋覓幸福和寧靜,但無處可得。

「去尋覓那一瞬間」,這個想要超越最幸福時刻的貪得無厭慾望,讓我們清楚地瞭解到德國人在一生中所有的痛苦與經驗。

他想要榮譽,被尊崇;要權力,可以展現自己在體力和智力上的實力。

榮譽和權力,這兩樣東西對他靈魂的影響力比金錢更強大。

安靜地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一向都不是他的目的。

即使是現在的希特勒青年團也不夢想得到更好的車、更多食物、或銀行帳戶裡有更多錢,他們夢想的是偉大、力量和征服。

 

這些基本的感覺已成為德國人的信條、一個神祕的信仰。

所謂的「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強大的民族在國外尋尋覓覓,最後找到他們的頂峰。

近千年來,德國皇帝行軍南下尋找羅馬,後來的德國知識分子更循路去尋找精神上的偉大。

 

儘管德國人從未承認,但缺乏天生的自信表現在兩個渴望上:征服比較快樂的鄰居,接著將征服之舉理想化。

因此,殘暴行為和神祕主義混在一起,使得德國成為一個征服者的民族和一個音樂家的國度。

俾斯麥是最出色的德國人之一,他曾對朋友說:「音樂總是喚起我心中兩個截然不同的渴望:一個是戰爭;另一個是田園詩般的寧靜。」

德國最出眾的皇帝腓特烈二世將這兩種渴望結合起來,讓他成了一名偉大的征服者、詩人,以及學者。

另外,在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音樂裡,田園詩般的慢板之後總是勝利的進行曲。

儘管程度較弱、且較不真誠,華格納(Richard Wagner)音樂的元素則是這兩種氣質的危險混合。發人深思且非常值得非德國人注意的是希特勒乃是一名華格納迷,他不追求放鬆,但追求靈感。

 

德國的傲慢和自負與他們對服兵役的熱情同出一源。

一方面,缺乏自信讓他們發展出指揮、命令他人的熱情,另一方面也發展出服從他人的狂熱。

德國人視他們的國家為一座金字塔,每個人都是金字塔的一塊石頭,在他的肩膀上背負著另一塊石頭;他很有耐心地扛著石頭,因為他可以將全部的重量讓站在他下面的人扛起來。

這是他們發展出服從熱情的方式,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國家能理解德國人立正站在長官面前的喜悅程度。

 

條頓人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好戰的民族,所以很容易被訓練成高效的戰士,而且強壯又聽話。

不論是在今日、或是這兩千多年的任何時刻,身為一個戰士總能讓德國人滿意。

他喜歡被敬畏、喜歡受尊敬,但他缺少其他人都有的內在和諧感。

他無法放鬆,因為他缺乏自我滿足;即使他並不需要,也總是在尋找一個更高的頭銜或職位。

他小心翼翼地盯著法國這個富裕鄰居的邊境,並不是因為覬覦不屬於他的法國水果和葡萄酒,而是因為他不喜歡看到法國人和平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卻不理睬萊茵河對岸德國地區發生的事情。

 

這個金字塔的想法並不侷限於公共生活和政府。

它從軍營開始,然後進入平民生活的各領域:公民的、學生的、工人的、公務員的生活。

 

因此,德國人在潛意識裡變得猜疑,表現方式是不斷的抱怨,也就是法國人所謂的「德國式爭吵」(querelles Allemandes)。

德國人的國家——金字塔——在結構時必須非常準確,佇立在金字塔上的神必須是公正的。

如果有任何一塊石頭認為自己有一點點不在應在的位置、或是認為自己扛的負擔過重,他會馬上抗議:這既不是因為自由的緣故,也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要確定不能讓鐵桿階級秩序以外的人搶走任何一點好處。

 

服從和迂腐互補增強。德國人在他們的組織裡小心翼翼地看守著公平,就像其他國家的人看守著他們的自由一樣,這樣宏大的組織使得任何熱誠友好氣氛都無法存在。

這造成的壓力隨處可見,在每個辦公室、在公共交通工具裡、甚至在電梯裡,如果有人認為某個人占用了太多空間,盯視著他的眼光甚至能讓他喪命。

世上任何一座城市都難像柏林一般,會在每天日常生活中遭遇到數千個小小衝突,不論是在旋轉門或在停車場上,因為在理髮店使用護髮液而起,或是午餐帳單上有十芬尼的差額無法交代而起。

即使是多年前,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焦躁緊張氣氛來臨之前,我就注意到周遭頻頻發生這種情況。

就像兩名董事在銀行辦公室裡互不信任,或像是郵件室的那些十四歲的辦公小弟,他們猜疑地監視著彼此,不讓任何一個人的午餐時間多出五分鐘。

 

這解釋了一個僅見於德國的奇特現象。

只要政府當局與人民之間發生任何爭論,圍觀者總會站在當局那一邊。

「團隊精神」集聚在國家身上,據此推論可得到「上帝」是對的結論。

因此,證人在法庭上總是戒慎恐懼,他們說話的方式是為了博得法官的青睞。

 

 

―摘自《鐵血與音符:德國人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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