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進辦公室，忙著看同事朋友傳來的《聖母峰》影評，多半都會提及《聖母峰之死》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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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後，有些錯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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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許多人對《聖母峰之死》的印象，都是「作者怪罪台灣隊拖累了大家的登山進度」，而事實上，針對當年的塞車，作者的描述有兩段，分別出現在下山時及上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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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是三支遠征隊的登山者造成的，一支是我所屬的隊伍，由紐西蘭名嚮導霍爾領軍，是一群付費的客戶；一為美國人費雪率領的另一支商業隊；一為非商業的台灣登山隊。在七千九百公尺以上海拔，慢如蝸牛的步調成了常態，一個個登山者就這樣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攀上希拉瑞之階，我則緊張兮兮在一旁等待時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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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上來一位登山者，繩子上的塞車情況就加重一分，於是隊伍愈拉愈長。到了早晨稍晚些，三位陪霍爾殿後的客戶赫奇森、塔斯克和卡西斯契克頗為進度落後而擔憂。他們前方是台灣隊，動作特別遲緩。赫奇森說：「他們的爬法很特別，貼得很近，幾乎像切片的土司麵包，一個貼一個，別人幾乎不可能超過去。我們花了不少時間等他們沿著繩索往上挪。」
冒險顧問隊的赫奇森、塔斯克和卡西斯契克最後都提前下撤，沒有攻頂。因此，實在很難說作者把塞車（進而造成山難）怪到台灣隊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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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從各個角度挖掘當天攻頂的進度為何大幅落後，包括協調失誤、雪巴人的心結、隊長及嚮導求功心切，每個細節都令人心驚膽跳，若要列出本書的五大價值，作者在這件事上的考究，絕對可以名列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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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台灣人之所以特別在意這件事，或許還有個原因，就是作者指出台灣隊違反了不在5月10攻頂的承諾。這也是作者和台灣隊隊長高銘和最主要的爭執。這一點，商務當年出版中文版時，編輯加了一則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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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霍爾和其他隊伍的領隊都清楚認為台灣隊已經同意不在這一天攻頂，但山難之後高銘和堅決主張他並不知道有此承諾。這可能是台灣隊的雪巴頭次仁代表高銘和做了這個承諾，卻又沒有告知高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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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參考了高銘和《九死一生》（寶瓶文化重新出版，書名改為《一座山的勇氣》）和IMAX隊David Breashears的High Exposure，深以這則編注為然，因此把這則編注保留了下來。從這兩本書中可以看出：1. 高銘和對其他隊長相當防備，與其他隊伍的互動極其之少；2. 他相當依重隊上的雪巴頭次仁（次仁在當時有最厲害的聖母峰雪巴之稱）。但那年登山季，次仁也身兼IMAX隊的雪巴頭，因此未能隨著台灣隊行動。這也間接說明了陳玉男失事留在第三營之後，為何IMAX隊的雪巴人會特地前去查看他的狀況，因此發現他命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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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峰之死》一書確實引起不少爭議，主要圍繞在作者和俄籍嚮導波克里夫的爭執上，而這又涉及嚮導倫理、登山哲學，雙方各有支持者聲援兩人的作為，美國登山論壇至今也仍筆戰不斷，而這些筆戰的精采程度，也都快直追書籍本身（波克里夫作為當代的頂尖高手，從俄國鐵幕投奔自由美國，只能靠著一身登山技藝委身商業隊求生，又是另一則令人心痛的悲劇英雄故事）。《聖母峰》一片的導演和編劇顯然作了大量功課，盡力想把這些爭議的內容甚至結論融入劇情中。但遺憾的是，當長串討論只化簡成劇中人物的一句話，失去前後脈絡，結果便是無法產生作用，只顯得突兀。
